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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良:论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之维

  【内容摘要】:工业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农业文明数千年的稳定态,推动生活方式以急剧变迁的形式进入现代化模式。本文聚焦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急剧变迁中所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分析传统文化在建构“日常生活”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探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经由空间规划、行为规范、群体活动等形式融入当代生活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生活方式,传统文化,文化空间,文化现代化

  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持续进入,打破了中国农业文明数千年的稳定态,推动生活方式以急剧变迁的形式进入现代化模式。特别是近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浪潮,以及农民工进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的生活方式粉墨登场,成为自20世纪末以来最显著的社会变化之一。然而,新的并不意味着都是好的。在新旧生活方式的更替演绎中,缺失与进步同样触目惊心。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回应。作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活方式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了学术界持续的关注,除社会学之外,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旅游研究等都将社会生活方式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使生活方式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维度。本文尝试通过聚焦近30多年来生活方式现代化急剧变迁中所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分析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探讨传统文化资源经由空间规划、行为规范、群体活动等融入当代生活方式建构的可行途径。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变迁与文化“断裂”

   理解近3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去展开,比如作为生产方式的工业化革命,又如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的实行。但毋庸置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乃是其中更为深刻的层面,其与人的现代化有着更为全面和直接的关联。

  (一)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转型景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生活方式”这一概念通常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即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时,生产方式也是人的活动方式的一个方面,因而也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生活方式”概念不仅是指衣食住行之类的日常生活,它还涵盖着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整个生活。进入 20 世纪,哲学研究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重要转向,如,胡塞尔的“日常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的世界”等等,与此同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也集体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他们把过去人们一直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纳入了哲学研究的视野,聚焦于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构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传统认知。

  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协同推进的系统,它们一方面按照各自的逻辑演进,同时又在整体上相互影响和牵制。虽然在实际的情形看,经济的现代化往往带有领先一步的特征,但从长时段来说,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带动下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必须在总体上保持协同演进,否则,经济的现代化也终将难以为继。评价现代化进程的成效,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指标都是必要的,但其综合性的评估,最根本的还在人的发展指标上。也就是说,须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指数上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移。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中国城市化的比率已经达到51.3%的历史新高,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城市化和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瓦解了过去因城乡二分而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城市化进程“S型曲线”理论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的吸引力与农村城市化的推力都在加大,城市化会以较快的速度加速发展。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城市化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建构,也将面临发展过程中诸多不确定性的挑战。

  返观30多年来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其体现的正是一个适应传统农业文明形态的生活方式不断被打破,新的适应工业文明形态的生活方式不断被创建和接受的过程。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聚居形态的转型。城市社区的“陌生人”聚居形态逐步取代传统的以血缘、泛血缘关系为特征的“熟人”聚居形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大迁移,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农业文明时代的熟人社会形态,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走到一起,成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过去依赖血缘、泛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而运转的熟人社会封闭型“城堡”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开放型的“陌生人”社会由此蕴藉多样的建构可能。

  第二,交往方式的转型。随着开放型“陌生人”社会的不断生长,人们从过去相对封闭的交往限制中走出来,形成更加多元、自由、平等的交往形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得社会交往益发便捷、快速、高效,呈现出诸多全新的特征:网络交往不仅突破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处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交流,从而使人们的交往呈现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开放性、平等性;而且经由网络空间,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寻找到有着共同话题、兴趣爱好的交往对象,人们的交往因而呈现出以趣缘为基础的针对性强、选择性大、对象集中的特征。

  第三,消费方式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拥有物质财富的水平普遍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吃饱穿暖的消费模式,而是日益转向追求消费的质量,消费偏好的层次和选择范围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一方面,闲暇时间增加,闲暇生活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除了看电视、听广播、看演出等闲暇生活方式外,人们的闲暇消费形式日益丰富:社交活动、体育活动、业余学习进修和阅读报刊书籍等;旅游作为一种寓教于乐的休闲形式,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大量新型富裕群体的出现,奢侈品消费等病态消费模式也开始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成为生活方式现代化转型的负面产品。

  (二)文化断裂:现代化急速跃进的危机

  经济现代化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正在全方位地提升中国社会的整体质量,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所缺乏的主体意志、权利意识、契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意识等逐步“显山露水”。多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创造着独特的、与众不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社会过程,曾经被抽空了内容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下社会在世俗化的层面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但是,经济现代化的急速推进,也使得许多本该以“慢工细活”培育衍化制度配套、文化配套都在高速推进过程中以蜻蜓点水的方式留下历史欠账。

  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层面看,除了多年来对文化公共服务的政府欠账,其中最为触目的则当数基于个体思想启蒙和社会组织发育缺位背景下普遍公共价值缺失。经济现代化的急速跃进,使得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信仰,以及作为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的历史记忆一再被从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和悬空,文化传统在其延续的链条上发生了“断裂”,价值关怀与精神关照在当下生活方式建构中一定程度上形成“真空”:高速演进的物质环境“一骑绝尘”,而本应与之协同演进的价值关怀体系之建构却停滞不前、乃至支离破碎,生活方式的物欲化与伦理精神及超越性精神的无效性成为当下文化进程中异常触目惊心的颓废景观。

  由于思想启蒙、道德教育以及制度约束的无所作为,“文化的断裂”使我们处于“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已经回不去了”的尴尬处境,生活方式建构至少面临以下三个层面的价值缺失:一是公共道德层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环境相适应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环保意识依然相当薄弱,凝聚社会共识的信用精神、信用习性和信用自觉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规则意识严重缺乏,潜规则当道。二是个人道德层面。物欲熏天,由于传统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的耻感文化基本失效,个人道德自律也被视作不合时宜,欲望失去了制动阀门,以至于任何手段——假丑恶凶残黑——无所顾忌,只要眼前利益到手,一切不在话下。自律精神丧失与良知缺位使社会整体上陷于普遍的精神虚无和心理焦虑。三是超越性精神层面。在日益物化的社会氛围中,享乐主义盛行,私欲满足被置于共同利益之上,“思想碎片化,信仰体系乱相叠出,不是信仰多元,而是信仰混乱。……无法形成文化共识,缺乏由共同文化和信念所构成的人际凝聚,超越性精神找不到共同的支点。”金岱,2011,P9)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思想文化论争,如从9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90年代中后期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文化的论争、关于市民社会的论争、关于国学热的论争等,都无非是这一境况的现实回应。

  为此,建立适合中国当下实际的文化纠偏机制,乃是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正如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的,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首先产生于西方的文化语境,我们将来自西方的经验“拿来”,毕竟还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基于自身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境况,使得任何出于现代化的考量都涂抹上了浓重的中国底色。因此,如何结合自身传统和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的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和定位,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根本途径。

  二、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连续性的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在物质进步的条件下,现有的制度和观念为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需要而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特定区域的生活方式建构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有二:一是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需要,以实现现代化各维度的协同演进,它解决的主要是特定区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文化识别和文化创新问题;二是形成文化共同体,培育文化认同,让生活其中的人们获得精神栖息地,它解决的主要是区域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外来人们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的文化吸引问题。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基于区域自身历史的文化传承,是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维度。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其重要意义至少有以下三方面:

  (一)作为身份认同的“文化凝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景观,形成了一个地方的精神特质和心理积淀。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也面临一个“去地域化”的趋势,“文化得以跨越其传统固定的特定场所的方式,广泛的文化移植越来越成为可能。”(戴维斯·英格利斯,2010,P151-152) 如此一来,基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延续就将面临危机,文化身份的确认由此成为问题。为此,如何激活本土文化,使人们身份认同重回历史记忆的维度,就成为其中重要选项。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曾对“文化”概念进行过经典性的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文化的理解无疑也需要在由人类实践接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关系中来展开,文化不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也是而且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同义语。通过对“文化”一词从工业革命到当代后工业社会的意义演变过程的梳理,归纳了“文化”的四层意思: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其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二是指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指一种由物质、智性与精神等各个层面组成的整体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2011,P4)

  与此同时,威廉斯还将“情感结构”作为理解文化概念的核心关键词,认为它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是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它“总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而不只是存在于观念中。”雷蒙德·威廉斯,2008,P139-143) 通过“情感结构”这一命题,威廉斯以实践意识来接通文化与现实生活同一性的方面,即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只是生活方式的物化基础,文化的意义则在经由“情感结构”的实践意识,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中建构出有着历史独特性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宿感。在生活方式建构中,正是体现着区域内一代代先人共有“情感结构”的文化传承,使特定地域的人们以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基因而获得身份认同,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和行动合力的坚固基石。

  (二)作为现代化推动力的“文化创造”

  在文化演进的链条上,人们基于其所生活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及代代相承的文化积淀,文化得以成为一个不断增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不断在旧的传统上生长出来,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所积聚的文化资本,不仅体现为在新的文化活动中所需要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更体现为引导人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文化精神。

  首先,传统文化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田园风光、名城古木、历史古迹,以及传统工艺、地方特产、民间艺术、民族情调等,都成为凝聚文化共识的资源基础,也成为构建区域形象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在提升城市美誉度,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增强城市辐射力等方面,居功至伟。

  其次,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传统文化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建构提供了稳定但又可塑的文化精神指向。文化社会学将文化的结构分解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层面进行理解的做法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因此,就文化概念的理解而言,作为物质化形式存在的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作为体现人们行为习惯的日常生活方式是文化,作为制度形式而存在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作为产业形态而出现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作为精神和意识形式存在的价值观念体系等也是文化(前者或可以称之为“显性文化要素”,后者或可以称之为“隐性文化要素”)。在这不同的层面中,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是处于表层的因素,制度文化则是处于中介层的因素价值观念体系是处于最深层次的文化要素的发生作用,必须在个体观念意识的作用下,经由制度和教育的层面,最终才可能在个体的行动中得以落地。

  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十分注重特定区域内文化传统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新制度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与文化变迁是不可分离的,文化内在地影响着制度变迁,进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又如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刘易斯等,他们都十分重视创新精神与积极价值观念之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而从马克斯·韦伯以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更成为社会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马克斯·韦伯全面考察了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即“资本主义精神”。

  (三)作为区域形象建构的“文化识别”与“文化吸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间的竞争。可以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既是全球化的最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化的中流砥柱。反过来说,如此之多的城市区域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使得全球化的竞争也更多地落实到城市区域间竞争的层面上来。如何使区域城市在全球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实现资源集聚的“帕累托效应”?通过城市区域的文化形象建构,从而使区域呈现与众不同的形象魅力,是区域竞争胜出的重要“法宝”。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硬实力比拼,而是进入到软实力——或者说基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的巧实力——竞争的时代。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在生活方式这载体中融入经当代整合的传统文化,越发显出其重要意义。

      美国著名城市文化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论述城市个性时曾指出:“城市的含义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个体——它像是一本形象指南,对你讲述其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城市又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 (刘易斯·芒福德,2009,P5) 在此,独特的文化传统成为区域识别的核心因素:在代际传承的链条上,独特的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内在地规定着人精神和思想的创造区域的景观,区域的制度,生活于区域内人们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以及潜藏于他们内心的心理、精神和思想,都以生动的生命故事沉淀为特定区域丰富而独特精神密码,成为一个区域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标签

  与此同时,在人们日常生活环境和行为举止中所呈现的独特文化魅力,经由多元传播途径为外来人们所接触、认知、接纳,并可能最终促成进一步的行为:旅游、投资、甚至常住下来变身为其中的一员,充溢着独特个性的文化吸引由此成为可能。

  三、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价值指向及其路径

  (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价值指向

  现代化需要人们整合和扬弃传统文化,通过发现、利用、改造、创新传统来为当代服务,生活方式的建构正是其中的重要维度。传统作为一种物化的存在,其本身却并没有依靠自身力量而发展变化的能力它需要当代人通过特定的方式阐释、传播而得到“复活”。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订、重新制订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E·希尔斯,1991,P19)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作为存量的传统都需要在被“发现”后进入当代化的序列中。区域文化的增量,应当与区域的“现代生长”有正相关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在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维度,对传统的“发现”与整合,应当是合乎区域发展需要的。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传统文化当代化的价值标准。具体来说,这需要我们回到生活方式建构的当下语境中来,首先是宏观层面上的辨析,讨论并廓清生活方式建构在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价值取向,还原人的生存质量和人的发展作为最终价值关怀的本质;其次,在中国当前“600多个城市,近2万个建制镇”这一巨大的城市丛林中,每个城市区域都寻找各自定位,以文化自觉来梳理、整合自身文化资源,组织卓有成效的文化传播,彰显自身的文化凝聚力、文化个性和文化亲和力。第三,以现代化各个维度的协调推进为目标,通过优质生活方式的建构,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培育具有理性精神、反思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形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创造性合力。

   (二)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的路径

  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方式,不仅使基于文化地理而形成的当代生活拥有了相对确定的文化边界,使文化识别成为可能;而且使当代生活激活了自身的文化基因,当代人得以在与传统的对话中找到了精神归宿和身份认同,找到了文化创新的资源和方法。

  那么,进一步而言,传统文化应当如何融入当代生活方式,成为当代生活的积极因素?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综合起来看,则无非都要遵循以下基本路径:

  1.文化发掘与梳理。从存量来说,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是既定的,只不过这些存量文化以不同的形式被储存,它需要人们不计劳苦地去发掘、整理,如考古、田野调查、典籍整理等。这是传统“发现”和阐释的基础所在,是第一层面的工作。因此,任何一个区域,都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可持续发展的、基于地方历史文献发掘整理的专业人员群体,它不仅仅是考古所、地方志办公室等官办的机构,还应大力鼓励社会力量的介入,如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博物馆、民办地方文史研究院所等。

  2.文化整合与策划。在文化梳理的基础上,以现代性的价值观照和文化认同的建构为目的,将生活方式建构所涵盖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文化整合的视野,通过传统的“发现”和阐释,实现文化的增量,这是第二层面的工作。传统文化的“发现”和阐释,不只是凭空的“隔空喊话”,而应结合本地的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全面掌握文化资源状况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资源的甄选、合成,并以项目为依托,综合考虑传统文化资源当代化后的经济社会效益,策划文化元素在垂直方向的分布和“嵌入”。

  一般来说,在传统文化融入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中,通常首先从文化识别的视角予以考察。因为众多区域组成的全球竞争中,一个区域必须拥有它有别于别的区域的识别要素。按照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我们不妨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的文化识别界定为三个层面:视觉识别、行为识别和理念(文化精神)识别。以区域城市为例,其由城市建筑、城市交通、城市绿化、城市公园、城市地平线、城市广场、城市雕塑等组成的城市环境景观(静态文化景观),都是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而由城市居民生活、工作与交往中言行举止、风俗习惯等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则是城市行为识别的部分;视觉识别和行为识别作为城市居民和城市文化思想理念的外化,其源头都来自处于核心层次的理念(文化精神)识别。如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并实施的,是视觉系统的建构。在这方面,恰恰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严重缺失的部分。人们所诟病的“千城一面”,以及后来城市建设中地标性建筑庸俗化、恶俗化倾向,正是这一缺失所引起的民意抵抗。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各地基于地域特色的风情小镇规划,以及城市建设对本土特色和文脉延续的重视,都正在逐步成为共识。

  3.文化传播与培育。如果说作为物化的文化景观可以通过速成的方式来达成,那么作为精神和观念的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培育和养成。传统文化“活化”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除了上述在人们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中考虑视觉识别和环境同化的需要,还应在传播的层面考虑知识和信息的到达有效性,即通过相关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教育的推广与落实,使之内化为居民发于自觉言行举止、行为习惯。要达到这一程度,短期的突击式培训是没有意义的,而应当是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涵化。具体到形式上,我以为除了以往常规的整合、传播方式,如沙龙、论坛、节庆、群体活动等外,将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将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方式,以创新而有趣味的文化产品,达至现代性观照下的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构的目的,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维度。

  结语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不可规划的,文化应当让其自由生长,因此,任何对文化生长的干预都是要不得的。这无疑是有道理的!然而,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在当代多元文化竞争交融的时代,我们共同的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简单的大一统社会的形态,而是一种益发复杂多元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蕴藏了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全球竞争和区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又确乎需要持续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重新规划。此,不妨引用雷蒙·威廉斯的说法:对文化的全面理解,实际上来自于一个隐喻——对自然生长的扶持。但是,对文化有机体生长的调整和规划,“最终强调的重点也必须放在这个既是比喻又是事实的生长问题上。”(雷蒙·威廉斯,2011,P347) 因此,任何对文化的建构行为,以及对文化共同体的规划,都必须以“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这一预设的前提为基础。

  参考文献

  1.(英)戴维斯·英格利斯,2010,文化与日常生活[M],张秋月周亚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

  2.金岱2011(6)中国问题·解释维度·文化进路[J],粤海风,广州。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教授、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该文章是作者在2016年8月30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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