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友谊，姐妹情深

尹华英 

       时光飞逝，自从五十年代来党校学习后留校，具体岗位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员。2010年迎来了党校六十周年喜庆，几十年走来，风风雨雨，狂风骤雨，更多的是明媚的艳阳天。深深祝愿党校兴旺发达，为培训党的干部再立新功。在这个好日子里，许多往事浮现在脑海，有道是“希望是美丽的”，但回忆也是有意义的。我想写的是在党校和我一起战斗的三位大姐：姚坚、曾郁青、黄洁琳。

       我考入位于石碑的中山大学后，认识了姚大姐，她在三年级就读，当时中大民主空气甚浓，各种社团林立，进步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都有，新生初进，情况不明，稍不小心，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姚大姐特别关心我，指点我什么社团能参加，什么社团不能接触，平时课余饭后，就来和我一起聊天散步，指点迷津。升上大二后，她就给我学习了“秘工守则”，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从此我经常接受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并积极完成，这样，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思想觉悟也在阅读进步书藉和工作锻炼中提高了，满腔热情地学习、生活、工作。

       有一次，由进步社团发起并组织同学们在校园旁边的一口小塘，挖成游泳池，同学们课余时可以锻炼身体。那是夏天，气候炎热，我挖着挖着就昏倒中暑了，醒来睁眼，已躺在姚大姐的床上，原来是她和同学们把我抬来的。

       姚大姐曾在韶关煤矿工作，每天差不多要下矿井，非常辛苦，我和当时的支书李海岳同志介绍了姚大姐情况，经过组织考察研究，于是就把姚大姐调到了组织处直到离休。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两人还能在同一个党支部生活，经常见面，迎来党校六十周年喜庆日，真是人生乐事。

       来党校后，接触曾郁青大姐，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组织干部。“文革”时，党校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停办了一段时间，教职员工下放到英德县黄坡“五七”干校劳动，我们住得比较简陋，我和曾大姐编在同一间房，睡的是两层木质架床，不同床位却正好都是下铺，我和曾大姐有时聊上几句，但劳动一天下来都容易困睡了。有一天下午，曾大姐突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的老伴在华南农业大学上哲学课，并兼任几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受到冲击，现在解放了，回到党校（我的家是安在党校），很快就要下放华农的“五七”干校，我对曾大姐说：“很想见见他，顺便准备些衣服”，经组织商量决定，批准我一个星期假回党校，感谢组织的关怀。在干校我常利用零碎时间写点文艺小品，例如“三句半”之类，拿到田头表演，敲锣打鼓，得到同志们的欢迎，也经常受曾大姐的表扬和鼓励。

       黄洁琳大姐原来是和我一起在政经教研室工作，当时教研室是人数最多（共十七人）的时期，平时的学习、工作，全室同志在卓炯主任的领导下，团结互助，友爱和谐，黄大姐经常以热情豪放的态度对待同志，理论上有不同观点，她出言爽直，大家争到面红耳赤，最终向真理低头，同志们都很留恋这段教研室生活。

       党校曾一度绝大部分同志都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上留下黄大姐看“家”，因为还有很多家属和孩子留校，家长们都下去了，孩子需要人照管，黄大姐就挑起这副重担。我的孩子都留在党校，老伴虽留在家，每天要到石牌华南农业大学工作，也不大会照顾孩子。黄大姐经常到我家关照孩子，孩子们亲热地叫她“肥阿姨”，现在长大对她还记忆犹新，我回校后，听她谈起有一个星期天，老伴带孩子外出玩、吃，可能吃得太饱，撞了风，回家后呕吐了，把床上的棉被都弄脏了，老伴手足无措，幸亏黄大姐帮忙，搞得干干净净。至今，我还十分感谢她。

       我和三位大姐共携手走到了今天，几十年如一日，人生能有多少个几十年呀！？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非常感谢三位大姐的指点和教诲。让我们共携手，迎接党校六十周年喜庆，继续向健康的大道迈步。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老干部动态》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