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深化改革新实践”理论研讨会论点选登

　　哲学教研部周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

　　世界化、时代化和共产主义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

　　何谓世界化？黑格尔把自由描述为哲学世界的核心，并认为骑在白马上的拿破仑就代表着世界精神的体现。但是，这种哲学的世界化，不过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权利哲学的世界化。这种哲学的世界化，并没有真正联通起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通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里，是一定要被消解的世界化。费尔巴哈把哲学当作是人本精神的完全体现，并认为关于上帝的学问就是现世的人类学本身，哲学的世界化就是人本身的自然表达。但是，这种哲学的世界化，在消解了上帝的神圣之后，反而使人退回到自然进化的初始阶段。这不是哲学的真正世界化。

　　哲学应该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世界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到，哲学必须要使自己世界化，世界也必须使自己哲学化，而这个任务不过是他后来一直提倡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化。换句话说，哲学的世界化，即是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哲学，实践哲学，哲学必须从神秘、神圣、原始进化到现实的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才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到，哲学家们只是埋头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之要求所在。

　　哲学，作为最高的抽象思维，它不应高耸入云让人对其膜拜，它不应自说自话制造神圣的家园，它必须要对产生它的社会基础有所反映并能将其反映应用于现实的社会基础，即对社会现实进行某种批判或改造，这才是哲学的真正世界化功能。哲学若不能与产生它的现实世界基础相互通约，我们何必需要哲学？这不是简单的功能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判断，而恰恰是哲学存在的本体论承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显然是要将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化推进到费尔巴哈哲学所分析的一切人中去，当然，必须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进行了社会化的改造之后的社会人中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现实的整个世界——“人化”的与非“人化”的世界，只有真正面对这种悖谬的世界过程中，才能使哲学对于世界的解释性力量和改造性力量不是专属于某个阶级和阶层，而是属于所有人本身。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怎么不会是时代化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注定了它是时代化的取向。世界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共生共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化和时代化的产物，本身也要使世界和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再度世界化和时代化。即，作为非人道的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批判和反思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能够以自己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改造力量，使非人道的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走向人道，建立一个真正属人的世界。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要求现实世界的共产主义化。因为，真正属人的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厉批判那种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自己理想和永恒的道德王国，她希望每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能够通过对阶级社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和实践改造，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共同体。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己的立脚点归于全人类而非市民社会本身。人类社会的异化和压迫造成人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存在，而人类的本源性存在无非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当然这种“革命化”和“改变”是以前面时代的基础条件中产生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求现实世界共产主义化的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设计具体的共产主义面目，只根据现实的资本主义逻辑做出大致的轮廓勾勒，它提出人类历史应当达到的自由、发展境界，反对任何既定的人类满足。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应去追求和实践的哲学和生活方式，所以，它不是固定的理想而是现实的改造和批判一切非人道的发展运动，它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世界化和时代化。

　　中共党史与党建教研部李宇博：邓小平党建思想与新时期广东党建工作实践探析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一大特色，是最有理论创新价值的一项，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的理论贡献，是党的其他建设方面提供保障的根本大计。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标志性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颜色，必须引起党的高度重视。”

　　制度建设是党建所有方面的基本保障，邓小平认为要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加强党内外的各项制度建设。他指出：“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内民主为主旨，积极又稳健地进行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党务公开化、拓宽参政渠道、干部人事制度创新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02年，广东省委推出《新人地级市党政正职人选表决决定试行办法》，同年的省委八届九次全会上，84名与会省委委员对3名地级市党政一把手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进行投票。2003年初，广东省根据中央部署，确定惠州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进行实行党代会年会制、推行党代表提案制、建立全市三级党代表工作室、安排党代表列席重要会议、组织党代表视察重点工程等探索。[20]2006年第4季度起，全省各级党组织全面推行党务公开工作。2008年，票决制进行重大改革，全委员会成员在票决之前进一步拥有对重要职位拟任人选的知情权和推荐权，而且省委书记与其他委员一样只有一张推荐票，此举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将“制度建设”提高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方面包括党内制度建设，如党内法规制度、党员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党组织之间及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处理原则、党内活动基本要求、党内监督制度、党内民主制度之外。另一方面还包括党的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如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的关系、党的组织和国家权力机构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党的建设整体的组织、领导、活动方式等方面的要求，有的内容还涉及党外。党的建设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就必须对党的建设制度进行整体改革。

　　校（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郑志国：把共同富裕目标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先富起来的人群主要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和农村种养殖能手、有较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部分艺术家和体育明星等。他们先富起来，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依靠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的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吸引、鼓舞和带动作用。例如，农村一些种养殖能手发展规模化种养殖业，带动许多村民一起走上致富道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其他人开辟了致富门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发明创造，在给自己带来收入的同时为社会和他人创造了财富；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支持和赞助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也有助于共同富裕。这些人先富起来，为全社会成员树立了致富榜样，积累了致富经验，展现出国家通过部分先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当然，也有部分人通过邪门歪道先富起来，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就业和劳动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行为规范还不健全甚至存在不少空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以带动共同富裕，出现某些负面结果是难以避免的，不能因此怀疑和否定通过部分先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政策。

　　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主要是通过开拓创业，增加社会财富积累和就业机会来实现的，不能过分强调限制先富者收入，更不能搞劫富济贫。先富和共富的速度是有差异的。部分人通过投资创业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先富，这需要较多的资本和较强的经营能力以及相应的社会条件，多数社会成员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所以难以通过投资创业实现先富，但是可以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增加收入和积累财富，经过小康阶段后最终实现富裕。虽然先富者的收入同低收入者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是前者数量同全国人口相比还不多，其中一些人的富裕程度还不高，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巩固。应当鼓励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在正常消费的同时，把高收入用于再生产，用于技术创新，把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这是对共同富裕最有效的促进和带动。对奢侈消费则应适当限制，至少不应鼓励。

　　在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差距时，应当注意经营性资产和消费性收入的用途有所不同。一些企业家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是经营性资产，虽然这些经营性资产可以为企业家带来利润，但也为大批劳动者提供了就业增收机会，为国家提供了税收，而不是单纯用于企业家自己消费。由于经营性资产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用途不同，不应简单进行比较来证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来实现，而不是限制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来源。如果为了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采取某些强制措施把先富者的部分财富分给其他社会成员，不仅会严重挫伤先富者的积极性，而且由于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人口基数太大，实际上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全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坚持允许和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继续保持先富态势，提高富裕水平，比限制他们甚至瓜分他们的财产，显然更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今后要进一步拓宽致富渠道，规范致富方式，克服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致富的现象，做好对不同阶层收入的再分配调节。

　　广东党建研究所刘朋：邓小平对制度包容性的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所释放出巨大合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正是这种制度的包容性，给了邓小平足够的自信。通过总结，不难发现，在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丰富了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上正式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并强调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之后，邓小平从“这个实际”出发，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明确“计划”和“市场”只是一种手段，并非制度属性的范畴，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标，打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通道，给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带来巨大的活力。

　　第二，用普通人的标准和感受界定善政的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普通人的标准和感受重新界定了善政的标准，激发和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新的标准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共同理想和精神家园能够广泛凝聚共识，巩固全民奋斗的道德基础，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具有最大限度地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邓小平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道德基础能够有效的化解消极因素和障碍，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第四，具体制度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国家政治运行过程的一些具体制度上，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这些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很大的伸张性和包容性，能够调动和囊括一切力量和手段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