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扬 谈华丽：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一个重大关系就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哲学意义上说，个体在面对困境、挑战和逆境时，自立自强是不依赖外力，而对外开放是借助外力，并主动努力达到自身发展强大的目标。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自立自强属于哲学矛盾中的内部矛盾，即内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是善于在历史洪流中把握发展规律、在运用规律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我国的发展强大始终贯穿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外开放属于哲学矛盾中的外部矛盾，即外因。而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正是我国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才取得了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各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壮大离不开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只有坚持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才有可能保持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既是追求自主，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形象的现代化，也是面向世界，保持与各国深度联结和合作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自立自强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对外开放的作用，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新变化新要求

　　当今国外形势仍然严峻，各种外力冲击加大，考验我国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谋略，同时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格局重塑同步进行。作为有影响力和负责任的大国，我国需要保持自立自强，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国家发展的政策、路线、方针，走自己的道路。也需要立足于对外开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注重和加强与各国的多元合作与交流，实现共赢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支撑。

　　新形势下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发生了新的变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顺势而为，准确领会和把握两者的变化与要求，更好地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新制度型开放转向有别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背景下参与制订全球新规则、新标准、新规制是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把握新的变革趋势，做到既能统筹安全与发展，又能够向高标准新规则迈进。

　　新资本金融及数字服务开放转向意味着我国正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升，其背后是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数字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在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运用，在这些新兴的领域中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也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式与内容。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科技创新是世界强国的基本特征，而科技自立自强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新资本金融及数字服务开放更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作为支撑与保障。

　　新的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向，能够依托的正是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产业配套体系、技术人才和城乡国土空间等优势，这是我国发展韧性的集中表现，这也支撑了我们在对接国外市场过程中有足够的回旋余地，退可依托国内市场，进而可以不断接触并完善外向接轨的市场体制建设，接入全球市场体系，共同集聚全球市场要素资源来发展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新的平台通道协同联动转向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在我国已有的多层次对外开放平台体系的基础上，借助纵横交错的大通道，打通区域间发展动脉，加速市场要素与商品以及服务的流动，不仅可以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而且可以拓展国内外发展新空间。

　　推动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互促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制度型开放上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梳理出我们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优势与差距。对照现行国际通用规则，加强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以及国际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参与改良和完善，实现与国际通用规则的衔接。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任务，需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体系积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并构建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循序渐进地逐项试点推广。而率先制订我们具有优势的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有助成为新制度型开放领域的制定者、创新者、引领者和输出者，并占据主导地位。

　　新资本金融及数字服务开放在传统的商品服务贸易基础上，纵深提高我们的产业品质与技术含量，同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拓展了外向发展的新空间。另外较高层次的资本金融及数字服务的开放需要国内的大市场、大平台与大网络的支撑，即构建统一国内大市场、重大产业与技术平台、覆盖面更高的基础设施及信息市场网络。

　　对外开放需要维护好经济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这又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始终坚持顺应世界科技变革，保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在诸多的新赛道中获得新突破。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复杂，针对我国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和受国外技术的极限打压，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同时需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共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注重“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补链、强链、固链和延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多元融合实现技术迭代、换道超车和升级发展。

　　市场的开放是我们走向全球的最重要手段，新的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向有助于我们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各类发展要素与资源流动、集聚、扩散势必会形成更多的增长空间与增长动能，支撑国家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更为强大的基础。推动中国与世界市场对接、产业相融、创意互促、规则互鉴，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更多优质商品、技术和服务进入中国，让更多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与大贸易网络的联通，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体系作为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高地，以制度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够成为我国参与全球中高端竞争的战略平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当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多层次开放平台体系和各类外向发展空间，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纵深建设，联动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等外向发展通道，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进一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林先扬：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谈华丽：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地方实践”（HX20220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2024年1月29日第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