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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扬 谈华丽: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开发开放战略探讨

时间:2021-08-24 16:53:08 来源:《广东经济》 【字体:

  当前全球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转型与升级通过吸聚创新产业与资源,形成了以高科技、信息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创新产业集群,整体上以创新经济主导,也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节点并拥有最强的全球影响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广东包括南沙、横琴和前海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随着系列政策落地推动,其开发开放势必聚集于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发展功能、内外联系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寻求破题。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如何通过高起点、高标准与高质量地推动港城产人深度内融外拓,形成更加开放的经济结构、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加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更加发达的国际联系网络和更加宜居舒适的人居环境,能够打造成为广东甚至是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共同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动国际规则衔接与市场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开放化和多元化

  放眼全球城市新区或自贸区发展,都离不开开放的经济结构。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战略新区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窗口地区,在加快谋划和布局更具竞争力产业空间与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空间仍还没有形成合力。特别是深度利用港澳与外部资本,承载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港澳产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更深度地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还略显不足。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国际化规则衔接上还没有形成充分共识,细分领域还不够,产业定位不够清晰,需要通过国际化规则衔接,以市场化机制高效配置各种要素与资源,快速形成特色开放型产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合作平台首要使命就是进一步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与发展,确保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抢占全球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和强化国家对外开放功能,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外向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赋能城市空间拓展,形成高效的生产空间,也能够培育高能的生产服务业体系,从而为自身及周边甚至是全球提供优质服务。目前包括南沙、横琴与前海在内的重大合作平台优势在于初步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开放市场,针对国际规则的衔接,在国家安全的底线之上从点到面拓展,推动各项规则匹配国际通用规则,坚持在标准上就高不就低、资质互认与行业准入上可以按照情况做到适度降低门槛,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如南沙依托外向型的港口物流、汽车产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环保材料、临港装备船舶产业等转型与升级,在产业链上突出两端延伸,在制造经济与服务经济的国际化上齐发力;横琴以澳门大学及澳门文创产业为突破口,加大对创新创意产业的支持,加大体育、文化、旅游、赛事、商贸、娱乐、医养、影视等业态发展,快速集聚人气,形成发展新局面;前海依托深港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在原有深港青年梦工场、六大深港产业小镇建设基础上,加速连片集聚开发,推动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形成服务大湾区的科技金融高地。

  进一步突出完善生产、生态和生活基础设施,为更大规模的现代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需要立足于现代城市门户与现代服务枢纽建设,既是各种高端要素的聚集地又是全球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连接的重要据点,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借助制度创新与制度优势带来的产业与人才,能够较快地集聚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其中集约的产业载体建设,能够最快地汇集新的信息和人才资源,激发发展活力。如南沙的深水港口资源与岸线资源,在东涌 -庆盛片区、东涌 - 鱼窝头片区、明珠湾片区和万顷沙片区等重点开发地区推进国家及省级科学院集群、国际学校集群、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与产业空间相融合,在重点地区营造包括交易中心、展会、公寓、工作室、商业街区、酒吧等业态,形成若干商业活力中心,年轻创业者、研究机构和创业公司进入;横琴以国际化规则吸引各种要素流包括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等分类分级分区引导,将会重组横琴城市空间结构,有助于提升重大合作平台的功能等级,也极易催生一系列的旅游休闲、商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中医保健、科教研发和高新技术等创新机构与创新产业发展;前海双区扩容后可以充分依托前海或深圳及港澳的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品牌企业、科技企业总部等构筑高端创新服务业高地,争取更多的科技服务、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若干重大产业区块,深度对接湾区及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需求。

  进一步推动集约高效的城市空间建设,为高品质城市与产业发展提供战略空间支持

  当前无论从土地利用效率还是空间尺度上都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产业化与人性化的发展要求,立足于创造更加弹性更加韧性的空间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城市形态发展的战略起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来源于内外的生产、供给和消费的需要,其产业形态是以高端产业植入与培育为主,以现代金融业、智能物流业、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业、数字经济等为重点,特别是针对重大合作平台的重点区片产业培育与发展,逐步形成主导产业功能与层级,能够在更大的尺度和更高的层次上增强产业的集聚与外溢能力,这不仅可以实现一域服务更大的区域,也可以实现更强的区域竞争力、吸引力与影响力。如南沙以引进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中科院大学广州学院等为突破口,推进南沙区高端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前海石公园全域建设,成为前海最高的精神表达,呈现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图腾和国际化城市新中心的新标杆,引领前海更全功能、更美形态、更高品质城市立体空间开发新格局;横琴在深化横琴、保税、洪湾片区一体化上,以生物医药、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现代仓储物流等行业为突破口,引导产业集聚与集约发展。

  进一步强化深融全球,在更大尺度更广领域内提升聚集高端资源能力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即使受到外部冲击,深融全球始终在新时代全球城市与区域发展获得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因开放而获得开发价值,这不仅得益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红利,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叠加带动效应。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全球生产关系网络的依附与融入。而全球生产关系网络也正是通过跨地域的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人员流等各种网络流,把各个节点连接到一起并加以协调。在参与全球中高端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最先抢占先机,这也就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要比中国其他地区高得多,机遇与挑战并存状态呈现常态化,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节点提出深化这些重点平台改革开放的目标。面对全球疫情及贸易壁垒等这些影响与挑战,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平台通过调整自己发展战略与策略响应这种变化,构建强大的国际应对、环境适应、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能力,以更好地深融全球发展体系,打造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中高端的战略支点。

  尽管受到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影响,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而言,始终坚持密切沟通与联系的双向开放经济空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都强化了与港澳深度合作,既是依托港澳,但又不局限于港澳,在人流畅通、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信息流畅通、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民生合作、税制改革和空间拓展等领域强化内部的制度设计与体制机制创新,共同打造面向香港及全国甚至全球,更加便捷通畅的空间。探索营建各类学习、交流、实习、就业、创业平台,吸引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了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可以探索推进重大合作平台的干部教育基地(学院)建设,为中国及其他地区提供更高端的案例与实践样本以及培训培育更多的专业人才,提升区域软性影响力。粤港澳大湾区更大意义上是承载了更多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功能,特别是跨境地区的制度创新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聚合的是整个大湾区最重要的人才资源,特别是较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和熟悉国际规则人才,这些能为中国“双循环”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业服务。特别是国际金融功能能为外向发展提供专业融资和资金营运服务。包括南沙、横琴与前海在内可以探索借助在前海的产业、企业或科研院校的分支机构在全球建立更为合作与发展的网络,实现更大空间的联系与交流融合,获得更大的发展发展。

  进一步突出宜居舒适的人居环境建设,建设更为高质量的全球现代化城市新中心

  通观全球发展,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城市新中心宜居发展主要表现在包括拥有便捷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提升绿色出行能力;同时,拥有良好公共及生态休闲空间,能够为人居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品质,也就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士与产业。正如鲍米尔所提到的“一座伟大城市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共空间的品质”。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公共空间的营造,全覆盖、立体化公共空间及服务体系构建,不仅为城市居民及来客提供更好的公共民生服务,特别是湾区大多倡导绿色生活形式,相比之下其生态文化更丰富,也更适合人类的居住。

  包括南沙、横琴与前海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生态空间包括沿桥、沿湾、沿涌、沿路、沿楼等空间的线状营造以及提高湿地公园及岸线等保护力度,更好地营造宜居的生态空间,都需要通过防止空间发展无序蔓延危及生态系统安全,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重视重大合作平台立体空间的建设,突出高度而低密的开发,针对性建设若干中心区,提升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率,也是城市空间的极致利用。针对重大合作平台的立体生态空间的营造,强调生态网络、生态廊道、中央公园体系的建设,形成绿色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体系,构筑更加安全的生态格局。


  作者:林先扬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教授、博士,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研究员;谈华丽为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广东经济》(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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